一、席勒的启发
二、1980后各国货币政策出现僵化观察
在国际上，世界主要经济体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宏观货币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活生生的案例内容。第一个例子，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出现了失落的20年。一开始，管理部门的反思处在要素和产业层面，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导致内需不足；1990年代产业战略失误，错失数字时代的窗口机遇；日本的营商环境输给了更加亲商的其他东亚经济体等等。痛定思痛，日本人终于明白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处于长时间下行进入萧条区间之后，墨守菲利普斯曲线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工具是脱离产业结构变迁实际的，放弃了带有产业亲和性质的凯恩斯主义货币财政政策组合工具，墨守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超级新自由主义观点。使得外生货币长时间与产业政策脱节，错失了助力经济结构变迁的大好时机。只是到安倍时期，启用具有亚洲开发行和财政部工作经验的黑田东彦，强调央行不仅要稳金融防风险，而且还要促进要素充分就业的双货币管理目标，并成功说服安倍射出三支箭（超越福利公共投入向产业方向加强），才出现走出低谷的趋势。
宏观货币政策不能太僵硬，日本一部分参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学者在总结过去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时说，把经济学原理绝对化的本本主义害死人。
第二个例子是，欧洲在2000年代初期以后出现了长达15年的经济下行，萧条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起初的决策部门寄托于欧洲统一的货币制度，但发现财政政策无法施行欧洲大陆意义上的凯恩斯配套，不仅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组合拳无法打出，而且当皮猪四国经济增长乏力，需要欧盟施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谨慎的欧洲央行主导者德国人，在面对救助皮猪四国的货币政策上和日本人犯的是一个毛病。货币政策过于僵硬，把防止通货膨胀的利率管理区间绝对化，放任要素充分就业有利于央行的管理目标之外。至今，欧洲货币管理的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欧洲央行行长的观点和主要国家领导人等的观点常常相左。欧洲恐怕要步日本后尘，再现“失去的20年”的经济增长观察。
第三个例子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多数经济学家墨守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时长是5.2年左右，金融危机有可能让下行更长，但复苏期不会拖过2012年或者更长。但是，不期的干扰来自于外生货币变星，格林斯潘小步快跑的微利率调整区间策略，不合适地延续了美国经济下行步入萧条的时程，表面看是好事，但也拖延了经济走出萧条迈向复苏和新一轮增长的机会。奥巴马时代的央行行长们是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好学生，这几年和特朗普政府发生巨大的货币管理理念冲撞。实际上是日本和欧洲失落观察的美国版式。如果现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新经济成分，在和美联储过于谨慎的货币政策拔河赛中处于劣势，则美国经济还会在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道路上徘徊不前。
三、疫后恢复经济货币政策不能太僵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