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超市搜身的“超级权力”，最需要的就是基层警权及时介入以及规范执法，为法治的全面施行在微观层面打开空间
沈彬
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的大学生吴霞，于10月7日在一家超市购物时，因为手里拿的东西较多，将一块7元的巧克力塞进口袋里，导致漏付，结果被超市工作人员单独带进房间搜身，并要求赔偿3000元并签署协议。最终，在多方协商后，赔付100元脱身。对要求赔偿3000元一说，超市方予以否认。目前，宣城警方已介入调查。
又见超市搜身！问题虽然是老问题，甚至几乎没有什么“新闻性”了，但老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这才是大问题。这意味着以后消费者遇到类似纠纷，还有可能冒着被搜身、被羞辱的危险。
事实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法律严格保护的法益，哪怕是司法机关进行搜身，都要有严格的程序和适用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及其携带的物品。
现实却是，很多超市一旦遇到付款纠纷（可能涉及盗窃）就开始动用“私刑”，一般是将消费者单独带进“小黑屋”，限制人身自由，然后各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甚至还有暴力殴打、非法搜身等问题，已然涉及到非法拘禁、侮辱罪等刑事犯罪了。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俨然成了一些超市的“超级权力”。
从民法权利上说，超市对于未付款的顾客有一定程度上的“留滞权利”，这属于民事自助行为。但这不是拘禁权，“留滞”是为了让警察及时赶到现场、进行调查。而超市本身不能够进行讯问、搜查，对涉嫌盗窃的人身搜查权、讯问权，应该由且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
所以，警权的及时介入调查，是避免小矛盾升级为“私刑”的关键。这种“微警权”的合理行使，考验一个地区的公安能力：一是要及时介入，不能以为达不到刑事盗窃案件的立案标准，就拒绝出警；二是要准确定性，兼顾各方利益，如果一时难以认定，应该适用“罪疑从无”的推定，也可以适时对当事人的个人情况做记录，方便日后的“案件串并”。
1998年，上海屈臣氏超市因为对一名女大学生非法搜身，一审被判决赔偿25万元（虽然终审判决大大降低了赔偿数额）。整整18年过去了，超市非法搜身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整体解决，这固然有一些超市经营者法治意识差的问题，但更多是需要“权力末梢”通过一次次规范执法，向市井积极普及法治常识：警权不会对轻微违法的案件不作为，同时警权也禁止非法搜身之类的“私力救济”，要向全社会发出法治的明确信号。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禁止超市搜身的“超级权力”，最需要的就是基层警权及时介入以及规范执法，为法治的全面施行在微观层面打开空间。
来源：深圳特区报
